余晓晖：发挥信息技术潜力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二是巨大的信息数据资源优势。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数据是信息的重要载体。在数字时代，信息覆盖面越广、数据源越多，可开发的数据潜力就越突出，就越能获得数字治理的比较优势。我国拥有14亿人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互联网普及率达73%，各领域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革推进迅速，推动我国形成巨大的信息优势和数据资源优势，为开展大数据分析、精准化治理提供有利条件。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48.6ZB，占全球总量的27.8%，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圈。

二是强化跨区域跨层级的快速协同能力。我国地域广阔，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治理一直面临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难题。借助信息通信网络的共享交互，信息技术能够大幅提升协同能力。在纵向上，信息技术极大提升信息传送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推动政策有效上传下达，广泛征集各地治理线索，监督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在基层落实情况。在横向上，信息技术通过推动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完善治理流程，优化部门间协同方式。例如，建立监管数据推送反馈机制和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监管工作协同联动机制，实现“一处发现、多方联动、协同监管”。

一是加快布局面向超大规模服务群体的新型基础设施。全面部署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千兆光网、移动物联网等规模化部署，实现网络全面深度覆盖和能力升级。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和算力设施，深化数网融合、算网融合和云边协同发展，优化数据中心能源供给和利用，不断提高算力设施能效水平。积极发展高效协同的融合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互联网、车联网部署应用，协同推进社会生活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数据大脑”等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利用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

2020年10月3日，北京，作为“新媒体、新零售、新业态”的多功能集成智慧城市设施，城市U盘首次亮相中华世纪坛。

进一步提升面向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数字治理能力

一是提升大规模人口背景下的精细化治理能力。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在工业化、城镇化影响下，人口跨区域流动活跃，社会治理复杂程度较高，传统依托线下的治理模式容易出现治理效能不高或治理精细度不足的困境。借助智能终端、传感器等泛在感知手段，依托光纤宽带、5G网络的海量数据传送能力，信息技术可以将社会治理延伸、下沉，带动政策工具、管理手段精准落地，让大规模人口的精细化治理成为可能。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借助通信行程数据和大数据分析手段，不仅能从宏观上反映全国人口流动情况、研判疫情发展趋势，而且能在微观上支持轨迹追踪、密接排查等流调溯源工作。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2022年第4期

信息技术为超大规模国家治理提供新路径

我国具有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良好条件和基础

信息技术为解决超大规模国家的规模问题及其治理负荷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广泛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我国巨大信息和资源优势，运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优化，强化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基础、资源和能力支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一是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优势。网络设施方面，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光纤和4G网络，5G基站数量占全球60%以上，超前推动5G和千兆光网建设。数据和算力设施方面，我国积极布局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打造全国算力“一张网”。城市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各地政府智慧城市投资建设连续增长，加快建设作为政府决策支持的智能中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为我国开展大规模、大范围信息技术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领先的数字治理经验优势。我国始终积极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各领域数字化改革，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等方面建设成效明显，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数字治理模式。例如，杭州“城市大脑交通平台”、北京残障人士在线服务等入选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的标杆性案例；成都创新推行网络理政，打造泛在智慧之都、宜居包容之城；武汉利用数字技术提速城市精细治理，荣获全球智慧城市大奖。在疫情防控中，我国率先探索出“大数据+网格化”、健康码、行程卡等应用创新，支撑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些治理模式为我国进一步扩大深化各领域数字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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