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视域下的国别区域研究

作者：梁占军（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

近十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肇始于世界史学科建言的国别区域研究异军突起：国内高校纷纷设立研究基地，成立国别区域研究院，其他类似研究中心更是如雨后春笋，发展势头令人瞩目。由于国别区域研究属于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目前学界正在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建构和解读。那么，与其关联密切的世界史学科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国别区域研究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别区域研究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世界史学科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优势和路径何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一

放眼世界历史进程，欧美的国别区域研究发端于近代早期欧洲列强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成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期间的全球争霸与区域争夺，是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帝国之学或大国之学，其内生动力来自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需求。

当今学术界普遍把国别区域研究视为一国对域外知识体系的建构，但对其内涵与外延尚无公认的精准定论。笔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的定义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别区域研究泛指以国家或区域为单位，针对国情和域情展开的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领域，核心是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知识体系的获取与建构；狭义的国别区域研究则是指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特殊国情或域情开展的应用性研究，包括国家和区域治理方面的战略性研究、针对突发事件的对策性研究、围绕热点进行的信息类研究以及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研究，其重心在于对域外信息的获取与利用。

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国别区域研究都是围绕从本国发展需要而开展的对域外知识的探究。由于域外知识体系的复杂性，相关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协同才能取得成效。事实上，无论是早期英法等殖民国家开创的“东方学”“埃及学”“斯拉夫学”之类的研究，还是冷战期间美国倡导和推动的国别区域研究，都彰显出“跨学科”是国别区域研究的显著特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先生曾撰文指出，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别区域研究”，“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如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平台，其成果涉及许多学科和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国别区域研究开拓了知识创新的新天地。

从本质上讲，国别区域研究源自世界整体化进程中各国顺应对外交往中的现实需求而对域外知识的一种常识性探究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这种知识探究涉及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等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互动交流的产物。针对这种互动产生的知识创新研究，是一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局部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

反观新中国的学科发展，世界史是最早涉及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之一，其时代背景是中国对了解外部世界发展进程的渴望。新中国探究域外知识的起点可以前推至20世纪60年代，迄今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我国出于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需要，曾在多所高校设立过一批专门研究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外国资料，如20世纪70年代翻译出版了皮书系列，30多个单位的学者先后译介了210余种国别区域史的著作。不过总体来说还谈不上“研究”，而且这些机构在“文革”开始后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前十年。这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断增设专门研究国别和地区的研究所，如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等；各高校也培养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国别区域研究的角度看，该阶段的研究还主要局限在基础研究，对策应用类研究并不突出，涉及各国和区域历史的世界史学科仅仅是历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难以对接国别区域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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