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防治传染病之战

大家好，我们的小胡子说历史又来了，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知识，也许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防治传染病是一场全民战争，考验着一个政府的动员、组织、宣传等力量，已经遍体鳞伤、积重难返的国民政府恐怕也只能尽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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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耻”之外的挑战

1928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一年。在革命和民族主义叙事中，读者自然联想到诸多军政大事：二次北伐、军阀混战、济南惨案等等。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蒋介石更是如此，这一年对他来说太关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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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军中职务，此时距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已超过半年，踌躇满志的蒋总司令率领四个集团军挥师北伐，试图消灭北洋势力，一统天下。但历史的发展常常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此时的中国远不具备摆脱内乱与外侮的条件，日本军阀在济南的横加干涉让中国军民损失惨重，也给这个新政府的前途蒙上阴霾。蒋介石最终决定绕过济南，优先击败北洋军，虽然这一处理方式挽救了北伐成果，但也让蒋介石与众多国人感到无比屈辱。为了铭记这一耻辱，他还在每天的日记中记下“雪耻”二字，直到抗战胜利都未曾停止。

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的“雪耻”只是近代中国人国耻记忆的典型，对于国人来说，外敌陈兵国境、干涉内政是铭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屈辱。近代的仁人志士，无论阵营，前仆后继，多少都是在为洗刷这一屈辱而努力。翻看这一时代的历史，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即是时代的主旋律。北洋势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更有无数政敌、党内反对派、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的挑战，除了关心军政大事外，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就在蒋介石为军国大事焦头烂额时，一份文件摆在他的案头。在举国要求“雪耻”之际，这份文件显得不合时宜，但又无法忽视。1928年8月10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呈文请示拟定《传染病防治条例草案》。国民政府建立不久，与传染病的战斗就被提上日程。

接过前人之棒

蒋介石看到这份呈文后反应如何，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很难看到。在10日当天的日记中，他关心的还是时局，痛苦地记下“内外左右皆集矢于余一人，苦痛益极”之句，比起传染病，政敌的明枪暗箭才是其切肤之痛。不过即便是蒋介石也不能免于疾病的困扰，几天之后，他深受牙痛之苦，从8月16日至26日，蒋拔牙三枚，住院休养。天下尚未平定，牙齿已剩不多，在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蒋介石对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传染病应该不陌生。1911年4月3日，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的蒋介石还在高田陆军第13师团见习，据当天的《高田日报》载，该师团在明治四十三年度有6458人患病，24人死亡，多数死于肠窒扶斯、肺结核、虫样突起炎、急性脑膜炎等传染病。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中国的日本尚且如此，何况此时的华夏大地。自古以来，瘟疫与其他天灾人祸一样，是这片土地的心头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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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是在1911年，与瘟疫搏斗的中国人创造了奇迹，伍连德正是这杰出代表。

伍连德

1910年12月，清王朝摇摇欲坠之时，它的“龙兴之地”——东北瘟疫流行，恐怖的传染病再次肆虐中华大地。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所遭受的瘟疫难以计数，据学者统计，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9世纪，我国共发生1211次疫灾，平均1.9年就有一次瘟疫流行。在与病魔的长期抗争中，中国人也总结出不少防治之法，使民族血脉延续，但这一次，中国将以近代的方式对抗病魔。12月24日，一位身材不高、拿着英国显微镜和实验必需品的年轻中国医生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开始了他时长四个月的防疫之战。这位医生正是伍连德。

此时瘟疫已经相当严重，据统计，1910年至1911年间，死于瘟疫的中国人可能不下6万。为控制这场灾情，1911年4月，各国在奉天召开了国际防疫大会。面对疫情，清政府再无11年前庚子事变的狂妄顽固，只得与各国合作，但伍连德在23次会议中的杰出表现还是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四个月间，伍连德力排众议，提出“肺鼠疫”这一新概念，推广隔离患者、戴口罩等现代化防治办法。为了支持伍的工作，监国摄政王载沣亲自召见他，这也让行将就木的清廷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亮点。在伍连德等人的努力下，东北疫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伍连德一战成名，虽然近代中国抗击传染病之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清王朝却没有挺过革命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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