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的路径探讨来自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中心和粮棉基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长三角地区全域经济发达，产业体系完备，城市差序完整，人文氛围浓郁，因此这一地区既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观测点，也是我国制度创新的试验场。加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也赋予了长三角以更多制度创新的空间。

推进国家治理整体制度优势的地方性转化

地方治理需要服从国家整体制度安排。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制度优势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全局性的，地方治理的制度创新需要服从国家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在全国统一市场秩序、统一监管体系的建设中，积极履行地方责任。长三角示范区建立在江苏、浙江和上海的交界处，这一区域水网密布、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但是由于长期处于省级行政区划的交汇区，这一区域也一度是末端制造、交通不便的代名词，国家要求长三角实现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运行需要集三省市之力，实现边缘崛起，完成生态文明约束下的区域发展，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

国家尊重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探索。近四十年来，长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与其他发达地区一道，全面引领了中国高速发展。在这一区域，先后崛起世界性的产业园、城市群、港口群，这些成就的取得既和国家整体放权有关，也与地方政府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浦东发展的意义在于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的作用”。[1]正是在这样的期许中，中央研究制定《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势必要求上海、要求浦东，要求长三角在国家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中总结更多地方性的、可复制的经验，从而实现国家的整体性发展。

要及时总结地方治理的制度性成果。中国是集权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这一基于郡县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维系了国家的统一。中国同时又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许多省级政府所管辖的人口也赶上一个中等国家，这就要求全面改革开放需要省级政府甚至市、县政府承担更多制度创新的责任。应该看到，在长三角区域，地方经济活力的提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首倡，得益于开发区、保税区甚至自由贸易区等各种功能区政策的先行行试。因此，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所有的地方制度创新都是为了服务于全国性的制度发展，要及时总结地方制度创新的积极成果，在全局的高度审视地方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

立足全球大背景全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

从公共治理的逻辑看，制度建设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基础，一个好的制度只有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发挥持久的作用。今天的中国开始直面更加多样化的世界，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秩序的构建，今天，中国国内各地方、区域共同进入全球体系，从这一角度，积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包含着提高地方治理效能之内容。

立足全球视野探索治理效能的结构互动。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但是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总体行动无法解决超大国家内部所有地区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沿海开放、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全域开放的基本思路，使中国各级政府、各个区域依次步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公共治理将不同程度地承受全球性要素互动的影响。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们不仅要加强国家层面上的国际互动，也要积极探索“次国家”交往，鼓励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从社会层面上，要鼓励更多的民间交往，全方位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面貌，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寻求全球资源。

充分信任地方政府，鼓励地方自主创新。在中国政治中，“责任”是政党意图向政府政策过渡的桥梁；在行政体系中，地方政府同时服从地方人大与上级政府，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责任政府体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律最严明的责任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用一百年时间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人民富裕等三大目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既需要直面国内的制度变迁，更要从世界发展中判断地方发展的政策方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级政府要充分信任地方政府，并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制度空间。长三角示范区的样本意义在于，在三省市的三个县区组成的示范区里，还设计了以三个县区毗邻的五个乡镇为基础的先行启动区，这一嵌套型结构显示了生态环境、行政边界约束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审慎性与持续性路径，也承认地方创新的渐进性特征；正是示范区相对独立的运行体制，为示范区行政机关提供了基于地方性知识的、逐渐深化的自主创新的行动空间。

上一篇：区域协同治理下的政策创新发展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