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独特视角解读中国电影评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不定、时局动荡不稳，中华民族处于内外交困，但它也是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与江苏艺术家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阶段。江苏艺术家的集体活跃与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进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前行的主要动力。江苏艺术家参与中国电影文化产业，既是当时电影文化产业成为主要的文化产业类型的时代趋势显现的结果，也是江苏区域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和江苏文化如何融入和烙痕于中国文化产业之中的证明，更是艺术与文化产业互动、融合的关系的体现。

李斌同志的新著《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将艺术发生的现场作为艺术评价的历史起点，恢复一群在电影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江苏艺术家们的确当历史评价，这种做法看来容易，其实艰难。因为抵达这种评价起点的路径早已被福柯所说的各式“权力话语”遮蔽。为了更直接地回归艺术发生现场，该书避开了从背景、类型、意义、作品等角度进行分析的传统历史写作模式，广泛搜集积累各类民国报刊文献史料，重点缕析江苏艺术家的电影创作活动及与他们参与制作的电影有关的内容，从电影编剧创作、电影舆论构建、电影市场开拓、电影人才培育、电影艺术建构等角度梳理江苏艺术家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同时选取艺术家典型个案来说明他们的广泛活动对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生产、消费、传播过程的整体影响。

该书特色在于以“区域”、“区域人群”作为切入视角，以江苏艺术家为典型展看早期中国时期电影文化产业的宏观景象，抽丝剥茧式呈现艺术家们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关系，以期对江苏和江苏艺术家在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有新的认识。

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是电影艺术规律本身、而是外在的意识形态框架成为评价标准。在《必须保卫社会》一书中，福柯指出：“应当承认：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生产知识、真理，知识、真理又为权力服务。权力规训下的标准破坏了艺术本来面貌与遮蔽了杰出的艺术人才。“什么是贯穿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写，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1］在民国时期，能够打动多数市民的心，符合多数市民的审美口味，让他们欣赏、追捧的艺术，我们就要承认、尊重他们的价值与重视、学习他们的经验，回归艺术本身，不但不能用权力话语导向作为唯一标准，而且不能跨时代地用当代的标准来代替过去的标准。

当下对于历史的书写正在逐步从大历史书写转向小历史书写，这与当下重视人的个体价值、重现被遮蔽于意识形态下的小历史的趋势有关。大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小历史书写基础上的。没有对各阶段、地域、人的小历史的详细书写，就不会有真正丰实的大的历史的图景呈现。电影文化产业是在地域空间生产和由区域空间里的人创造出来的。“人”在“区域”中，“区域”为“人”提供文化承托、经济支撑与地理凭依。该书把江苏艺术家的电影实践、文艺活动、观念变化作为书写江苏区域电影史的独特视角，通过艺术视角的远政治化写作，深刻阐释了江苏艺术家和江苏区域电影发展的互动关系。该书走向江苏“区域”的定位，正是试图通过细部的观照与对特定人群的投眸，用详实、缜密的史据擦拭出被遮蔽在权力话语深处的艺术标尺的光辉来。

在以区域为视角的分析过程中，作者的思路十分清晰。首先，他明确提出，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区域来看，江苏的文学艺术是中国电影艺术形成的主要来源，江苏区域因此是中国电影艺术生成的主要区域。在书中，作者强调，江苏是上海文化产业发展中具有支撑意义的市场，它毗邻最大的早期中国文化产业重地——上海。上海与江苏在人员流动、内容共通与资源撑持等方面的城际联系十分密切，江苏同样支撑了上海的文化产业市场，如苏州就是上海制片公司摄制的电影的主要放映地。没有江苏城市作为支撑，上海的文化产业很难拓殖出广阔的市场。江苏艺术家们正是依托这些丰富的文化产业资源获得了从事文化产业实践的大量机会与经验。以往学界、业界论及早期中国电影的区域贡献时，提浙江的多，提江苏的不多。作者通过对中国电影区域分布的主次定位，建构出了一个由浙江、上海和江苏共同组成的早期中国电影区域金三角支撑结构，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电影的源流来路无疑有着较强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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